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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松:台湾教育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添加时间:2018-09-01
  

导语:8月20日,心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著名儿童公益阅读推广人伍松老师应邀出席由亲近母语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二期儿童阅读种子教师研习营,现场分享了他参访台湾教育的感受,重点分析了台湾教育改革,及其对大陆教育的启示。“推动儿童阅读,至少坚持两代人”,伍老师的话语触发了我们更深刻的思考。

今年6月初,我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老师一道,赴台湾做了十几天的考察。

期间,我们参访台湾的公立高中、公立小学及一些在私立教育领域比较创新的学校,访谈了很多的老师、校长,和当地的很多学生进行了交流。此外,我们还参加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论坛。通过这些实地的参访交流,比较丰富地观察了台湾教育,了解了台湾过去二十年来的教育发展与变化。

在此,从宏观的角度全面地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教育改革和我的参访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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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育改革起步

台湾教育改革的起点,从1994年“四一O大游行”开始,至今已有24年之久。实际上台湾整个社会转型从1987年“解严”就开始了,到1994年已经有六七年时间。为什么教育没有马上转型,而是滞后了六七年?这个过程本身深具意味,正如黄武雄(《台湾教育的重建》一书作者)所言:当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到来时,教育仍然是最滞后、最边缘的议题,其他的各种议题——政治的、司法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都更具有优先性。

在教改之前,台湾教育的问题,和我们现在的大陆基本是一样的。当时对台湾教育问题的批判,多针对政府的集权管控。

主要三点:

一是升学主义,片面追求文凭、学历,导致了学业负担过重。

二是管理主义,行政凌驾于教育之上,教师和学校缺乏专业自主性和尊严,威权主义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自上而下地进入学校,背离了儿童教育的目标。

三是粗廉主义,廉价的、大批量生产,大班大校而不关注教育品质,使学校沦为教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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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共识之下的官方教改方案

当时所有的人都对教育不满,一旦有人振臂一呼:我们要改变这一切,那么大家都会站出来支持。

因此“四一〇”教改运动的诉求迅速成为台湾人民的共识,其直接结果是“行政院”组成了由李远哲领衔的“教育改革评议会”,制定具体的教育改革方案。

1996年李远哲教改总报告提出的“五大方向”是:1.教育松绑。2.带好每一个学生。3.畅通升学管道。4.提升教育品质。5.建立终身学习社会。

主要理念是通过对教师、家长、学生的赋权,实现教育松绑和教育民主化。“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表述为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国际化。

这与民间的教改诉求是大致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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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力量

我们看到了台湾自上而下教育改革时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最重要的还是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的力量。

台湾的教改从民间开始,而且有清晰的教育哲学和明确的教育主张,这主要来自黄武雄。黄武雄是台湾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同时也是教育研究者、作家,社会运动领袖。

黄武雄认为一场实质性的教改运动必须有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教育现代化的真切理解,而不是短期热点的追逐应对。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黄武雄秉持人本主义教育哲学,强调人本身就是目的,不能被任何人当作工具。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创造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复制我们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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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的路径设计与根本问题

台湾教育改革的路径设计,则是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是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从而使教改不再是教育内部的自我完善。

黄武雄认为,教育改革的议题很多,但必须关注释放学生心智,发展下一代想象力这样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不能迷失方向。

同时,要关注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即通过改善教育环境来解决教育问题。通过权力下放,促进中小学社区化;通过师资开放,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通过教师自由化,发展学校和学生自主的文化。

20年来的教改实践,台湾实行的教育改革措施非常之多,比较重大的如1990年推出国中毕业生自愿就学方案,废除高中考试,以减轻升学压力;2001年联考制度改革,即高考制度改革,实行多元化多渠道入学;放开对教科书的垄断,实行教科书多元化;实施九年一贯制课程;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开展的课程改革;中小学社区化改革,将资源、权力下放到学区,社区和家长共同参与学校建设;师资的多元化和自由化,教师资格完全放开,赋予教师充分教学自主权,从而遏制教师反向淘汰的现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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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台湾教改的成效?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教改总是成为众矢之的,首先是因为教育自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解决实际问题比提出问题要艰难得多。

近些年来台湾社会对“教改乱象”的批评不绝于耳。舆论对教改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推进上,有些措施在未有足够配套措施前贸然实施,有些引进的国外制度和理念产生“南橘北枳效应”,有些举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部分问题,制造更多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政党轮替中教改成为蓝绿政治互相攻击的靶子,放大了教育问题。

当你跳出一个教师的身份,你再去看教育改革的话,你会发现这是非常复杂、非常系统的问题。

对教改成效,黄武雄有一个基本评价:有成有败,成多于败。前“教育部长”、心理学家黄荣村教授也主张教改“成多于败”。

我本人访谈过的台湾多位中小学校长,对教改的成效也都是以肯定和正面评价为主。以我们外部人的观察,应当说总体而言,台湾的教育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我们看到的台湾教育已经实现了“正常化”:政府、学校、老师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学校像学校,校长像校长,老师像老师。

学校实行以学生为中心、善待儿童的教育,废除了体罚。小学基本没有升学、考试的压力,比较生动活泼。随着实现九年一贯制课程、改革联考制度等等,中小学已经出现比较宽松的环境,丰富多彩的教育实验和多元化的教育格局。虽然初中以上还有课外补习,学生学业压力大仍备受批评;但与大陆的极端应试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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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ISA为例,从国际评鉴看台湾教改

我们还可以从国际评鉴角度看台湾教改。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PISA。几次国际评鉴的结果,可以说明教改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同时,并没有降低台湾学生的学力。

以2012年OECD组织的PISA测试为例,上海蝉联冠军,前10名主要是日本、韩国、台湾、澳门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台北的成绩是数学第4名,阅读第8名,但是,经过调查,台北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不超过上海的1/2!

这证明台湾教育改革没有拖学生后腿,反而解放了他们的天性,给了学生和教师更多自由度,从侧面可以证明台湾教育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

但是,不代表台湾教育改革没有问题,填鸭教育普遍存在于台湾的中学。作家吴淡如的一段话代表了台湾一大批人对填鸭教育的不满和批判,字字句句都是充满血泪的控诉。

不让鸭子自由觅食长大的填鸭教育,在台湾换汤不换药从来没有消失过。老师故意提高难度,打败正常孩子学数学的兴趣,使他们视数学为畏途;也让望子成龙的家长努力揠苗助长,亲手破坏了亲子和谐关系。就算有少数天才,因为填鸭教育短时间内提升程度,成为僵化体制的优胜者,但优胜者也可能受害最深:明明充满潜力,却只能在笼子里拼命越过重重栅栏,忘了求知的乐趣可海阔天空。填鸭教育,是电影饥饿游戏,大人们看他们在自己设好的布景和阻难里面互相厮杀得不亦乐乎:输的人被教育淘汰或放逐,胜利者扭曲了个性,也失去了本性。——作家吴淡如

不过在此,我还要澄清一下,为了防止有人又说什么“东亚”教育云云,我必须申明的是,台湾应试教育虽然仍是主流,但其强度和变态程度远逊大陆,并且基本限于中学阶段,小学阶段则比大陆宽松自由好玩的多,但即便是如此,在那些热爱自由坚持理想的台湾人心中,仍不能接受 。

7

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问题吗?

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再成为问题,但儿童阅读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普及,基础教育的问题将会继续长期困扰着我们。儿童阅读虽小,但它却是破解基础教育变革的钥匙。

以上是我在第十届中国儿童阅读论坛上,对大陆极端应试教育的一个判断。体制不改变,这个判断也无从证明。

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这次去台湾深度考察,发现台湾的基础教育其实已经“证明”了我的判断:台湾早已没有大陆的这种“体制”枷锁,但填鸭式应试教学依然普遍存在。

台湾全人实验中学黄政雄校长则毫不乐观地认为,台湾的教育要想从填鸭教育应试主义彻底改变,至少需要50年!我问黄校长为何如此悲观,他说不是“悲观”,人的观念改变就有这么难。

台北中山女高吴丽卿校长说在台湾有个比喻,台湾教育像个鸟笼,笼门其实早已打开,但鸟儿们却依然呆在笼中,不敢飞向蓝天。

所以你看,体制当然是个问题,但观念至少是和体制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的问题,或者说体制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观念。

那么,如何能真正改变人的观念――如果只能选一件事的话?

我的选择是:推动儿童阅读,至少坚持两代人。